在明晚期诗坛上，公鼐是一位有影响的诗人。清康熙二十四年所修《蒙阴县志》称其“有《问次斋集》一百卷行世。”他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考中进士步入仕途，至天启六年（1626年）卒，断续从政近十年。他出身声势显赫的“馆阁世家”。从高祖公勉仁至公鼐，蝉连五世进士。且公鼐与其父同为翰林院编修。世称“五世进士，父子翰林”。他又一生坎坷，三次走出家乡蒙阴，到京城读书或在皇帝身边任职，又不得已三次回到山高皇帝远的家乡。独特的身世，政治地位的天壤悬殊，明代晚期统治集团的腐败，国难民忧，在公鼐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烙印，也都在其诗作中留下记述。与其同时代的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焦竑曾这样评价公鼐：“先生才识独出，综鉴复富。故其原本山川，极命草木，能牢笼载籍之菁华，不为靡曼剥夺之语。盖直取独见，上媚千古。犹烟云之出没，忽乎满前，不可以为方，卒其所为法者，丙丙如丹。噫，可谓异已！”曾参加纂修明史的清代著名学者朱彝尊也曾指出：“言诗于万历，则三齐之彦，吾必以文介为巨擘焉。”应该说，这些评价，公鼐是当之无愧的。

遗憾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公鼐的作品集失传，人们所见到的仅是“散见于各种典籍的公氏的零金碎玉。”1979年，公鼐的家乡蒙阴县在进行地名普查时，发现了公鼐的《问次斋稿》手抄本。全书收录公氏作品赋4篇、诗2015首，另有明万历十七年状元焦竑、二十六年状元赵秉忠及公鼐挚友李季重、公鼐外甥吕邦耀所作序言4篇，全书约20多万字。1998年12月，齐鲁书社影印出版并发行了此书。此书在影印内容之前加山东蒙阴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所撰前言和由今人薛庆德、朱明秀所撰《公鼐传略》，之后殿曲阜师范大学相隆本教授《初读海内孤本〈问次斋稿〉零札》。该书稿的发现、整理、出版、发行为公鼐研究提供了最全面最详实最新鲜的资料，它使公鼐研究徘徊不前的局面得以打破，并向深层次发展，也为公鼐在中国文学史上确立了不可忽视的应有地位。下面，作者根据《问次斋稿》所提供的资料及有关典籍中的资料，对公鼐的文学主张及诗歌成就作一些研讨。

一

明朝开国以后，加强中央集权，提倡程朱理学，并实行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使文学的发展受到限制。从中叶起，城市工商业逐渐繁荣，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的发展，小说和戏曲成了文学的主流。在诗歌方面，李梦阳、何景明与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前后七子，起而反对由宰辅权臣为歌功颂德而形成的“台阁体”诗文，而被称为拟古主义。拟古主义“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在初期反对“台阁体”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后来他们抛弃了唐宋以来文学发展的既成传统，走上了盲目尊古的道路。至万历年间，以公安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代表的“公安派”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进行了猛烈抨击。《中国文学史》一书指出：“‘公安派’认为文学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有各个不同的时代，即有各种不同的文学。因此反对贵古贱今，反对模拟古人。”

公鼐（1558～1626）所生活的时期，正是前后七子拟古主义影响很大而又十分盛行的时候，也是公安派打破拟古主义陈腐格局的时候。一方面，公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拟古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随着阅历的增加和创作实践的提高，他逐渐摆脱了拟古主义的影响，自觉或不自觉成为“公安派”的拥戴者、实践者，进而鲜明的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

公鼐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曾是十分推崇的。在《读冯侍讲诗》一诗中，公鼐写道：

诗道厄中叶,明兴回颓流。成、弘际为盛,作者盈九州。李、何相对起,矫矫凌千秋。边、徐、孙与薛,振羽同夷犹。古质还汉魏,雅颂追商周。迨至嘉靖季,七子争鞬革舟。历下树赤帜,骚坛据上游......

冯侍讲，指作者友人冯琦。上诗回顾了明代诗歌的发展历史，对前后七子在明代诗坛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可看出作者对前七子的代表人物李梦阳、何景明和后七子代表人物李攀龙等是推崇备至的。

与上诗类似的还有《赠季重诗·其八》：

关右辞宗起庆阳,济南白雪照东方。

愿君珍重成三李,一代名家总赞皇。

《赠蒋生·其二》：

关中作者擅辞场,海内争传李梦阳。

一自源流归历下,至今大雅在东方。

公鼐多次赞咏前后七子的领袖人物，并希望他的朋友李季重向拟古主义者学习，成“三李”鼎立。在这些诗作中，作者把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视为“矫矫千秋”的人物，是向导鞬革舟、是“赤帜”、是“辞宗”、是“白雪”、是“大雅”，称得上心折首肯，奉为楷模了。

不仅在理论上如此，在公鼐早期的诗歌创作实践中，拟古主义的影响也显而易见。其《商歌》《玉阶怨》《白头吟》《陌上桑》等诗作，不时流露出模拟的痕迹。这种模拟既有形式上的，也有意旨上的。

然而，随着明中叶之后文学流派的争鸣、诗人阅历的增加和艺术修养的日臻成熟，公鼐的文学主张发生了根本变化，由推崇拟古主义而演变为公开反对，进而提出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主张。《古乐府序》是其文学主张的代表作，宣言书。在这篇600余字的文序中，公鼐就文学创作提出了如下主张：

其一，反对模拟，激烈抨击拟古主义者。公鼐指出：“近乃有拟古乐府者，遂专以拟名其说，但取汉魏听传之词句，模而字合之。中间岂无‘陶阴’之误、‘夏五’之脱？悉所不校，或假借以附益，或因文而增损。縢膌床屋之下，而探胠跔箧之间，乃艺林之根蟊，学人之路阱矣！”他反对只讲拟古而不求变化：“‘拟议以成其变化。’噫！拟议将以变化也，不能变化，而拟议奚取焉？”

其二，主张文学是发展的，历代文学的演化，各受其时代的影响，是时代的反映，“势使然也”。他指出：“愚谓风雅之后有乐府，如唐诗之后有词曲，声听之变，有所必趋，情辞之迁，有所必至。古乐之不可复久矣！后人之不能汉魏，犹汉魏之不能风雅，势使之然也。”《辞海》公鼐条中指出：“论诗主张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声情，反对复古模拟。”便可在这里找到根据。

其三，主张文学是随时代而发展的，要学习和继承过去的文化遗产，在继承中创新。他说：“夫才有长短，学有通塞，取古今之人，一一强同，则千里之谬，不容秋毫，肖貌之形，难为觌面。若曰乐府则乐府矣，尽人而能为乐府也；若曰必此为古乐府，使与古人同曹而并奏之，其何以自容哉？”他还说：“如汉《朱鹭》《翁离》之作，魏晋诸臣拟之，以鸣其一代之事，易名别调，各极其长，岂以古今同异为病哉！后世文士如李太白，则沿其目而革其辞，杜子美、白乐天之伦则创为意而不袭其目，皆卓然作者，后世有述焉。”诗人还说：“文学尚余天性在，声歌莫使大风微。”在这里，公鼐主张旧瓶要装新酒，只有装进与其时代相符的新酒，才能成为卓然作者，才能推出《大风歌》一样的伟大作品。他的这种既要学习古代文化传统，又要具有创新精神的文学主张，无疑是非常正确，至今也有一定现实意义的。我们的文化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种代表即是对民族先进文化的继承，更重要的是对民族先进文化的发展。

二

目前，我们看到的《问次斋稿》手抄本与史料所载相比，大概只是公鼐所有文学作品中的一小部分。然而，从这一部分作品中，特别是从两千多首诗歌中，我们已看到了公鼐一生的坎坷沉浮、喜怒哀乐，也使我们看到了明晚期社会的一幅真实画卷，更使我们看到了公鼐创作之勤，作品数量之众，诗歌形式之多种多样，思想内容之深刻犀利。作家是用作品来说话的。公鼐以自己的作品阐述了自己积极进步的政治主张和思想倾向。

（一）感慨国事，关心民瘼，为明晚期阶级矛盾写照。此类作品在《问次斋稿》中占有很大篇幅。作者抨议国事，同情民艰，进而抒发了自己的志向。

《拟秋怀》是公鼐15岁时随父公家臣在京读书时的作品。作者直言不讳地阐明了他对民族和解政策的拥戴。“国计连年称‘款虏’，边防此日重销兵。有怀投笔非吾事，愿学龙门策太平。”他不赞成投笔从戎，到国内民族矛盾的战场上厮杀，而是希望国内民族矛盾应该用和平的方式处理。这样鲜明的政治主张出自少年公鼐的笔下，足见其从小便胸怀大志，胸怀国事。在《诸将》一诗中，作者的思想主张又则是反对侵略、抵御外侮。

上谷渔阳拱帝京,相连河外受降城。一从塞马来南牧,遂使王师罢北征。绝塞尚传青海箭,中原新动绿林兵。主忧正值宵衣日,谁向天山答太平。

“绝塞”是指极远的边疆，这里系指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日军再次入侵朝鲜，觊觎中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荷兰殖民者侵占我澎湖列岛、葡萄牙人占我澳门。诗人一方面对内忧外患，国势危急表现出深深的焦虑。同时，面对外国入侵者，则希望有一位英雄的将军横空出世，傲立天山，来歼灭他们，平定天下。由两诗对照来看，公鼐对待国事国策能原始要终，区别不同，知时识务。

除此之外，《天津见征东战船》《东征奏捷》《战平壤》诸作史诗般地记录了明王朝军队保家卫国、英勇抗击外敌侵略的雄壮场面，体现了中华民族决不屈服于外来侵略的英雄气概。而《畿南问宋辽战地作》《过汉高祖庙》《朱仙镇岳祠歌》《西郊有地名钓鱼台，金主游历处》《汴都行》《西湖》《咏史》等诗篇，或触景生情，或追古抚今，从不同侧面流露出作者对国势国运的关心、看法和忧虑。诗人不愧是具有强烈民族意识，方正不苟的民族志士。

公鼐的一生大部分生活在民间，生活在故乡沂蒙山区。劳动人民的疾苦，下层人物的不幸，在公鼐的诗作时常得以体现，极具感染力。《夏日行岱野书所见》真实描绘出泰沂山区连年灾荒、吏卒猖嚣、农民卖儿贴妇的悲惨情景。

......徕松甫柏半秃缺,流沙覆地白如霜。比年亢旱民居尽,剔屋伐木绝村庄。今春多雨禾始起,斛麦钱百农反伤。卖儿贴妇苦不售,时当盛夏家无粮。敲朴疮痍几欲死,朝求纵舍暮逃亡。前限未完后限急,吏卒叫嚣人走藏。......

在《公无渡河》一诗中，公鼐向人们讲述了一位老者不堪生活的重压，投河自杀的悲惨故事：

......公乎,公乎!蹭蹬缘何事,被发徒跣走骎骎？老妪涕泣挽手足,稚子号叫牵衣襟。家累如山积,死有重千金。公今一朝逝,百口皆商参。公乎仰天始大哭,拊膺相告声如喑。年荒赋急老无计,旬输月送日见侵。剔屋鬻田久已尽,敲扑梏挛苦不禁。拼命一往勿复见,抵死攀留非我心。掩面垂头踉跄返,到门里正已追寻。

这正是明晚期阶级矛盾的生动写照，比之《杜陵叟》《捕蛇者说》，并不逊色。

诗作《水涝后郊望》《杂谣代老翁语书事》《少妇篇》《汶阳老人歌》《大雨水溢入城作》等篇同样写出了社会底层人士悲惨的生活，有着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强烈的政治倾向。难能可贵的是，面对悲惨生活中的民众，作者除给以无限同情外，还进行了自剖自责：“我行安车犹畏热，观彼负载行踉跄”，置身逃灾避难的流亡人群中，“四顾嗷嗷皆鼎沸”，作者于心不安，心灵受到很大的伤痛。康熙二十四年所修《蒙阴县志》“公鼐”条载：“乙卯之岁，东人大饥，鼐疏请发赈，一路赖以全活。”这次“东人大饥”正是《夏日行岱野所见》中的记述。作者回到朝廷，请求朝廷赈灾救助了水深火热中的灾民。由此可见，公鼐对人民的同情除感慨之外已付诸于行动，这是值得人们永远尊敬和纪念的。

（二）指陈时弊，愤世嫉俗，敢于批判社会丑恶。此类诗作在《问次斋稿》中占有大量篇幅，可谓溢纸盈篇。由于公鼐两次任职朝廷，他从封建王朝的心脏内部看到了统治者的祸国殃民、贪得无耻、横行无忌和尔虞我诈的丑恶伎俩。《天可量》《望蒙山有寄》《遣兴拟杜》《苍蝇》《捉搦歌》《双林寺歌》《送别刘练江之广陵》《南圃就客求果栽》《己酉卧病感怀五百字》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万历初年，太监冯保（号双林），倚仗太后势力揽政专权，搜刮民财，大兴土木，以求冥福。公鼐的《双林寺歌》便记述了此事，其中写道：

......双林寺枕帝城隅,麋费大官累钜亿。司农为借饷边钱,水衡为罢漕渠役。荆山玉石邓林木,浮淮达汶千帆开。波属云委蔽原野,连阡累陌辟草莱。琳宫直与圜邱齐,浮图俯视都城小。力尽夸父逐日功,技穷郢匠成风巧。斜抱西山千嶂近,旁睨北阙五云深。九枝遍照须弥界,七宝开成祗树林。行人弹指不敢言,游客但咤燕中景......

全诗对封建权贵采取了鄙弃批判的语气，揭露了某些封建当权者政治上的腐败，生活上的侈奢，指出了他们难以逃脱的可悲下场，对了解明代晚期的社会很有意义。

《天可量》是描写封建官场相互欺诈，玩弄权术的一篇力作。作者写道：

天可量,海可测,唯有人心无终极;山可平,川可塞,唯有人情多反侧!翻云覆雨不移时,系风捕影杳无迹。锋镝之来尚易防,伏匿之端殊难识!圆如环,曲如钩,屏风转折船两头。身如佝瘘口如蜜,引绳下石虚绸缪。康庄阛阛掘陷阱,平风静浪生阳侯。蔽日漫空朝见沫,飞霜布雪春如秋......

在作者笔下，封建政客的变化无常、望风捉影、圆滑、刁钻、点头哈腰的巴结、凭空制造事端、冷肃如秋的氛围等等，都得到淋漓尽致的描绘。这是作者晚年的作品，他自嘲自己“见机识微苦不早，欲求涉世今已老”。作者及其家庭多次受到魏珰等豪权者的打击迫害，这可谓是悲愤至极的拍案怒斥。

在《望蒙山吟有寄》中，作者向一位同受迫害的朋友倾诉：

嗟君只在此山间,欲望从之蹊路艰。

豺狼昼出当道卧,一望使我摧心颜。

面对“豺狼昼出当道卧”，作者悲愤无比，心情脸色都变了。这是作者对封建统治阶级内部腐败势力的绝望，是因受迫害而产生的政治觉悟。

不少作品中，作者把宦官权臣比作豺狼、苍蝇、老鼠、狐狸，足见作者对他们的厌恶。重要的是，公鼐看清了这些害人精“喜时重冥回融风，怒时薰夏飞严雪。能使泰恒失高峻，能使河汉回西流”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丑恶本质。任职于这样的环境，“张弧生嫌猜，触机成怵惕”，所以作者有了两次“引疾归”，也有了批判性和感染力很强的此类诗歌作品。

热爱生活，热爱家乡，讴歌祖国壮丽山河。公鼐的一生是坎坷的。但是，坎坷的生活并未有消磨他对生活的热爱和执著追求。万历五年（1577年），公鼐的父亲公家臣“以论夺情事，忤江陵意”被贬官出京城。随父在京读书的公鼐只好回到家乡蒙阴。之后，公家臣病死滁州，公鼐的科考连年受挫，很不得意。这些，并没有把公鼐压垮，他穷且益坚，愈挫愈奋。52岁时，公鼐在《己酉卧病感怀五百字》的长诗中这样回忆：

......不能绍箕裘,徂年易奔迫。哀哉乾荫倾,旋遘滁阳戚。偃庐江都冢,饭蔬鲁山席。奉慈强禫悬,宁亲故捧檄。负米不逮养,风木心如劈。三刖穷愈坚,怡然甘落魄。荷锄犹带经,爇薪时映册。褛裂不掩胫,圭窬但空壁......

一幅多么感人的生活画卷！

在《四忧诗》中写道：

我所忧兮在吾生,少年肮脏传家声。三十裋褐走乡里,镜中华发常自惊。往日不追来日短,悠悠徒负身与名。呜呼一忧兮忧正长,西风渐渐自悲凉。

一副多么沉重的精神重压！公鼐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家乡蒙阴度过的，他亲自参加耕田、植树、种菜等农业劳动，与农民的心是相通的。尤其是他两次任职朝廷，两次“引疾归”，回乡耕田。从政的苦恼和“解绊”回乡的喜悦形成鲜明对照。他的《丁未人日》《归田杂咏》《南圃就客求果栽》《秦吉了》《村居自嘲》《春日在田书农圃事》《乡居纪田家诸事》便描写了与乡亲的情谊，回乡后生活在乡邻间的欢愉：

百年将半后,十载乞闲身。童子粘屏喜,乡邻送酒频。人当初服日,花近故园春。野趣何供给？盘中芋栗新。

在诸多诗作中，诗人描绘了劳作的情趣、优美平静的农村自然景观和与乡邻乡亲的友谊，表现出自己不愿与污浊官场风气同流合污的高洁情操，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热爱和歌颂。

公鼐的一生，足迹所至大半个中国，他走到哪里，便写到哪里。祖国的不少山水都留下了他的诗篇。这部分诗篇写心画意，亦情亦景，集中体现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对祖国山山水水的依恋。使人感动的是诗人无比热爱自己的家乡，热爱家乡的一草一木。在他的笔下，蒙山、泰山、鲁山、蒙阴山、崂山、浮来山等无不涉及；而汶水、沂水、沭水频频出现。蒙山，为山东第二高峰，诗人是看着蒙山长大的。为此，作者除写下了歌颂蒙山的宏篇巨制《东蒙山赋》外，还写有大量歌颂蒙山的诗歌，如《望蒙山吟有寄》《初春出郭望蒙山雪色》《东蒙祠遇雪》《入蒙昌峪》《山寺遇雨》《青州过蒙投赠》《晚憩龙岗寺》《游蒙山香花峪》《蒙山瀑布》《自江南归次临沂望蒙山短歌》《望蒙山》《登蒙山》《和太史公游蒙山海螺寺》《丁亥汶南田居得绝句五首》《渡沂河望见蒙山》《与王季桢徐居之留蒙山上元庵》《南竺寺》《游水帘洞》《与张子徐子家叔宿蒙山下田家》《止龟蒙绝顶》《留上元庵二日》《游蒙山王母池并序》等等，毫不夸张地说，仅公鼐歌咏蒙山的诗歌便可编一本专集的。这些诗，描绘了蒙山的不同景点、不同时令的景致，有远望，有近观，有登临，有夜宿，有一人徜徉，有父子同攀，有携友饮酒咏叹，有沐雨，有赏雪，作者情寄蒙山，讴歌祖国山河，生活情趣盎然，给人以美的精神享受，对今天的旅游开发有着宝贵价值。

三

“言以文远，诚哉斯验。”公鼐诗歌创作受到世人的注目，还在于他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清代学者王士祯这样指出：“吾乡公文介公，万历中为词林宿望。诗文淹雅，绝句尤工。”王氏不厌其烦列举了公鼐《习家池》《西郊金主钓鱼》《畿南问宋辽战地》《明湖独眺》《别邢子愿》《衍元白诗寄冯用韫》《济南晤李季重》《泉林寺》《兰溪望金华山水》《南楼》《掖县道中》《襄阳》《南竺寺》等13首诗中的60句名句后，总结道：“皆不减唐人风致。”在王士祯看来，公鼐是“不减唐人风致”的大诗人。

总起来看，公鼐诗歌的艺术特点，主要表现为：

其一，体裁完备。《问次斋稿》中收录的诗歌所属体裁，有古乐府、古体诗、律诗，律诗中有绝句、有排律。与其同时代的赵秉忠指出：公鼐诗作“若走丸决流，纵横无端，曲备诸体，而不专学一。”作者将各种体裁运用自如，表现出深厚的艺术功底和娴熟的艺术技巧。

其二，即地兴思，托古讽世。公鼐的愤世嫉俗大都以这一手法体现的，如《朱仙镇岳祠歌》《过汉高祖庙》《怀古》《畿南问宋辽战地作》《西郊有地名钓鱼台，金主游历处》《自襄阳至习池》《西湖》等。在《西湖》诗中，作者写道──

清波如镜照娥眉,高庙嬉游二帝悲。

共道西湖比西子,一般倾国果相宜(其一)。

河洛腥膻王气收,重湖歌舞不知愁。

若非此处真安乐,肯认杭州是汴州(其二)。

人们历来把西湖比作西子，言其美丽，而公鼐的笔触则向前进了一步，言其“倾国”。如此即地兴思，足见艺术手法的新颖和独到。“腥膻”气味已弥漫全国了，而某些不见国难不体民忧的苟安之徒却沉醉于西湖，音靡酒香，美女嬉嬉，一片歌舞升平。此诗引用了安乐县公刘禅“乐不思蜀”的典故，又改用了前人林升《题临安邸》“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的句子，识见更高，寓意更加深远。作者的言外之意不是在影射批判明王朝封建统治者的得过且过、腐朽怯弱吗？

其三，引经据典，熔化史实，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康熙十一年所修《蒙阴县志》载，公鼐“生有异才，龆龄能诗。读书一目即记，载籍靡不腹笥之。弱冠文名炳著海内。”由于作者生有异才，加之“学《易》五十余年”及“荷锄犹带经，爇薪时映册”的勤奋努力，使作者具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学等方面的渊博知识，能够在浩瀚的典故、史实中筛选自己创作所使用的材料，并将这些材料熔化冶炼，使其升华，成为自己作品的有机成份，如前面提到的《西湖》一诗。而《初居南谷开径十韵》中有“莫问扬雄宅，真成陆氏庄”的诗句。这里的“陆氏庄”是荒芜的意思，是典故“陆氏庄荒”的藏词。由此可见，他能赋予典故以新意，且浑然天成，毫无拼凑焊接之感。公鼐的诗称得上无诗不用典，句句有故实。好用典故史实增加了其诗内涵，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总体上是值得称道的。

其四，语言风格沉郁顿挫，厚重朴拙，时有妙语惊出，如古木绽发新枝，古朴与清新和谐统一。其山水诗及晚年隐居诗艺术水平高超，多出新意，少有涩艰之感，不少句子脍炙人口，可谓传世佳作。如前所述的“童子粘屏喜”，一个“粘”字，既口语化，又创意传神。其名言警句颇多，恕不一一赘述。

应该指出的是，公鼐的诗歌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如有些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应酬之作。在《御试观播州图》中，诗人这样描述大明王朝：“江汉回波报洗兵，一朝椎结变文明。偃戈处处看归马，布谷时时喜劝耕。畎亩但知农扈乐，华夷共睹泰阶平。遥思武帐披图后，应识皇心念外宁。”而在《感遇》一诗中，诗人抨击了历代王朝的“丧乱”，而为明朝颂歌：“皇祖回天驭，定鼎金陵基。制作侔三代，廓清通九夷。炜哉明盛业，斯文今在兹。”显而易见，诗人此类作品与其愤世嫉俗、忧国忧民的大多数作品相比，是格格不入的，是违心之作，应酬之作。在与友人酬唱的诗作中，某些诗歌也有言不由衷之嫌。在差不多相同时间里，其《别业秋居》中说：“明农吾分事，身世此相安”；而在《辛丑同榜入馆者止薛、钱、郑三丈在都下，复各以事求归寄问》中，却劝朝中的友人不要言归，他还期待再一次奋飞呢：“作者七人今已往，告夫三子莫言归。狎鸥海下留遗老，犹羡翔鸿待一飞。”公鼐是封建知识分子，一方面追求清高，归隐田园；一方面又存有“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思想意识。正是这种自相矛盾，苦苦的无奈，使作者的某些诗杂有消极情绪，违心隐晦，缺乏明快，也便难读。另外，用典过多，使某些诗作板滞堆砌，狭隘了读者面。

综上所述，《问次斋稿》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全面更真实的公鼐，在明晚期的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公鼐受到了锤打磨炼，国家的命运，人民的苦难，正与邪的较量，爱与恨的撞击，都在其诗歌中得到了体现。其诗歌不时迸射出明亮的思想火花，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公鼐在中国文学史上，尤其是在明代文学史上应占有重要地位的。清人朱彝尊、王士祯将公鼐视为万历诗坛“巨擘”、“宿望”是不错的。仅《问次斋稿》一书，足可以把公鼐推入到明后期最重要诗人的行列，其重要地位应不在“公安派”、“竟陵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下。